商量是舆情疏导的好方法和真方法

2019年9月,在中央政协工作会议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把“商量”方式与发展人民民主结合起来,强调指出,“我说过,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用“商量”的方法,开展协商民主工作,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讲话中最早提出来的,“实行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求我们在治国理政时在人民内部各方面进行广泛商量。”在2014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还对“商量”涉及到的几个不同层次的内容,做了重要概括,“涉及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事情,要在全体人民和全社会中广泛商量;涉及一个地方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一部分群众利益、特定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这部分群众中广泛商量;涉及基层群众利益的事情,要在基层群众中广泛商量。”这一概括,具体阐明了在国家、地方、社会群体和社会基层等不同社会领域和层面开展“商量”,“商量”是促进协商民主工作和解决好群众利益问题的指针和操作性方法。


  在社会治理过程中,重视、发现和疏导舆情,也是协助党和政府理顺民众情绪,化解矛盾,协调关系,促进团结稳定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决策价值。因此,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商量”的论述,把推动协商民主工作的“商量”方法运用到解决舆情问题过程中,具有针对性很强的实践意义,要学好和用好“商量”这个好方法,重视、发现、疏导舆情和解决舆情背后的实际问题,尤其是尽心尽力地做好“多商量,好商量,会商量”。


  第一,努力学会“多商量”。这个“多”字,要落脚在广泛和经常性地运用“商量”方法,来应对舆情问题。舆情具有微观性,是经常发生和变化的一些民众情绪、意见形态和行为倾向。因此,各级党政工作部门和人员会不可避免地遇到普通民众对一些相关公共政策不了解,不理解,甚至在情绪上表现出诸多不满意甚至抱怨,在行为上表现出不配合或者对立。这就要求各领域、各层级党政工作部门和人员广泛和经常性地深入实践,像习近平总书记要求的那样,要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做到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通过“多商量”,广泛和经常性地了解民情、民意和民怨,发现工作中的不足,与民众开展相互沟通,获得理解和宽容,找到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的“多商量”,就是旨在避免对立、对抗,追寻理解、宽容和相互帮助,体现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普通民众利益、对各级党政工作部门及人员工作过程的关心和期许。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才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商量得越多越深入越好。


  第二,努力学会“好商量”。这个“好”字,反映了在解决舆情问题时商量要真,商量要有合理形式,商量还要有众人参与。在这个意义上,商量势必会变成一个日趋成熟的工作方式,既是协商民主的好方式,也是发现、疏导和解决舆情问题的好方式。


  商量要真。在作为舆情的民众社会政治态度的产生,在表面上是民众的情绪和意见表达与政策制定和实施之间相互联系的结果,而在内里,则是民众诸多利益诉求发生作用的结果。并且,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利益诉求常常混杂在一起,让民众与政策制定和实施之间的关系变得很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做到商量要真,就是针对民众的合理利益诉求,提出实招、好招,肯定和落实这些诉求。


  商量要有一个合理形式。就是商量的双方(一般是普通民众与党政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够先坐下来,彼此信任,平等相待,平心静气,促膝谈心,在商量中把担心、质疑、不满、抱怨甚至反对说出来,把要求和期盼说清楚和说透彻。这个过程要有秩序,要讲法律法规,要讲合理的舆论监督。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好的商量形式、秩序和制度。


  商量还要有众人参与。这里面还有一条,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众人的事,众人商量,要求利益相关群众都可以一起参与,把有各种利益主张的民众聚集在一起,听大家说话,大家一起讲事实,摆道理,最终形成大家的“共识”,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最大公约数”。事实上,广泛和充分地听取大多数民众的社会政治态度选择,对把握正确或合理的民众利益诉求,往往是比较稳妥的和比较有利的。


  第三,努力学会“会商量”。这个“会”字,反映出在发现、疏导和解决舆情问题时,与民众开展相互商量,既要讲究商量的方式方法,还要追求良好的商量结果。“会商量”因此体现了商量的方式方法与商量的良好结果之间的相互统一,最后归结到不断提升应对与解决舆情问题的工作质量和水平上面。具体的表现包括:一是商量中目的性与多样化方式的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论及“商量”涉及到的几个方面内容时,反复强调“人民利益”“群众利益”,指明了“商量”工作和方法运用的根本目的,就是回应民众的利益诉求。在实际生活中,对民众利益诉求的具体回应,又是具体化的,常常有许多种方式,如整体的、部分的;直接的、间接的;需要一段时间的、马上就办的,等等。这就需要在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会商量”的基本要求时,把握目的性与多样化方式之间的关系;二是商量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在“商量”中,围绕如何解决民众关注关心的各类民生问题,需要把握好一些基本工作原则,如对具体利益诉求做出是否合理的研判。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一些实际情况,如对少数民众的特殊情况给予重视与合理解决等,在方式、地区、时间、数量等多个方面把握一些符合实际的灵活性,以便更好地实现原则性要求;三是商量中利益纷争的坚持与妥协。在处理各类具体的民众利益诉求过程中,利益纷争往往是难免的,对利益纷争中数量、尺寸的把握,会在民众之间、民众与相关党政工作部门之间造成一些争论、争议甚至矛盾,因而,就需要各方在围绕利益诉求的合理实现,相互做出一些让步或妥协,让“商量”成为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果的有力载体。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网络技术发展及社交媒体多样化的环境中,人们的社会政治态度表达产生了一些新情况。例如,所谓“后真相时代”的“情感优先”,就是一种崇尚情绪化表达的错误思潮。一些地方和一些人更在意自己的情绪和意愿,采用不良方式随意宣泄,忽视甚至蔑视是非标准和法律制约,抛开“商量”方法,一味地追求非理性化和对抗性舆情表达,最后难免会陷入犯罪的深渊。直视和严肃对待相关问题,一个很重要和很现实的选择,就是重视、学习和运用“商量”这个好方法,这个真方法,在学习中求得真知,在实践中求得良策。实践已经证明,“商量”,不仅可以很好地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工作,也可以很好地运用到重视、发现和疏导舆情的实际当中,在解决舆情问题过程中“坚持有事多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

鹰犬网络舆情:新年舆情工作几多愁

网络舆情是指在互联网上流行的对社会问题不同看法的网络舆论,是社会舆论的一种表现形式,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公众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热点、焦点问题所持的有较强影响力、倾向性的言论和观点。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迅猛发展,网站、微博客、社区论坛等媒体新领域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信息的传播方式。同时,中国经过30余年改革开放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进入了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舆情热点事件不断增多。面对不断增多的网络舆情及各地应对网络舆情的效果,笔者就如何应对网络舆情、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提出几点粗浅认识和建议。

目前,网络舆情的形成方式突出表现为四类:

一是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发生,引起公众关注,并在各类网络平台上对该事件进行议论、揣测和分析。如”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

二是政府出台的具有争议性的政策引起的讨论和质疑,如上海市”户籍新政”事件。

三是地方政府的不当行为或官员的不当言论引起的公众网络发声或围观,如河南灵宝市”王帅案”和河南郑州市副局长”替谁说话”事件。

四是部分弱势群体的诉求不能满足时,在网上发声,希望获得援助或渲泄感情引起的舆论。

网络舆情的主要特点:

一是传播范围广、操作方便、速度快、影响大。突发性公共事件一旦发生,公众能够很快将自己所看到的信息,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短信或上网、论坛发帖,网络聊天等多种形式传播出去。

二是互联网的开放性、虚拟性和隐蔽性,带来意见表达的便捷性和随意性。任何一个社会公众都可以少有顾忌地发表意见建议和利益诉求,或者宣泄自己的不正常心态,特别是在官方消息不确切、言词模糊的情况下,加大了网民自己的主观揣测,促使了不实信息的制造和传播,甚至被人利用,出现动机不良的网络舆论引导。

三是网络舆情具有易变性和非稳定性。舆情作为公共情绪,它既有感情又有思想,它会随着事件以及事件处置情况发展而变化,从而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四是参与群体类别不断扩大。最初,互联网上主要是受职业病、矿难和维权等事件伤害的低收入群体的网络发声;而一些房地产商、投资家等高收入阶层在微博上以成功人士的身份诠释和强化现代价值观和情感,热心参与公共议题积极发声;进而发展到一些官方背景人士和机构也在互联网”发声”。

舆情回应也有高下之分

最近两周陷入舆情的哈尔滨雪乡与河北沧州河间市,恰巧成为舆情回应的反例和正例。前者受到包括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的严厉批评,后者得到媒体的高度肯定。而这两个案例,也代表了当下舆情回应的两种基本模式。

雪乡:总结教训本末倒置

  雪乡有美景。可网友“一木行”的一篇帖文,却将美丽的雪乡拖进到舆情的烈火中。“一木行”发帖称,元旦前和家人去雪乡旅游,入住一家名叫赵家大院的客栈时,遭遇宰客,被老板强行补差价,一言不合就不让住。“一木行”的帖文刷爆微博和朋友圈,不少网友跟帖吐槽雪乡的“黑历史”。

  舆情发酵后,当地主管部门介入,涉事客栈被罚款、停业整顿、列入家庭旅馆“黑名单”,当地同时成立联合调查组,采取多项措施对市场进行整肃。按常理,这样的处置没有大的毛病,在公众注意力极不稳定的时代,舆情再持续几天也就烟息火息了。没想到,雪乡的管理部门大海林重点国有林管理局一篇涉及“将舆情防控摆在第一位对待”等内容的工作动态稿,又使舆情复燃。

  据澎湃新闻报道,1月5日,大海林重点国有林管理局召开会议,落实总局旅游整顿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将舆情防控工作摆在第一位对待,要认真总结好此次舆情处置的经验教训,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到位,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二要关注价格和服务两个焦点问题。

  这篇官样文章性质的工作动态新闻稿引发人民网的满腔怒火。该网于1月6日、7日两天分别发表“人民网评”,对大海林重点国有林管理局提出严厉批评。“人民网评”的文章质疑大海林重点国有林管理局,从调查之始就暴露出了问题,其工作重点只是应付舆情而不是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如今开大会总结“经验教训”,把重点搞反,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文章甚至放出狠话:“东北的民风确实存在问题,但更大的问题在官场”。

河间:把媒体当“友军”

  1月8日,新京报刊发调查报道《黑作坊制售假“河间驴肉”销往北京》,曝光河间多个乡镇的熟食加工黑作坊加工的“河间驴肉”,不含驴肉,而是由骡子肉、马肉甚至猪肉,加上驴肉香精以及其他添加剂煮成。

  舆情发生后,河间市政府采取了不同的回应举措。新京报第二天发表的评论文章《这才是应对舆论监督的正确姿势》,对河间的回应表示赞赏。评论认为,河间市首先明确“感谢《新京报》等媒体对河间市工作的监督和支持”——这种定调摒弃了个别地方将舆论监督视为抹黑,甚至“把舆情防控工作摆在第一位”的偏谬,直接进入了直面问题的良性互动场域,是将媒体当“友军”,展开的一场良性的舆论监督互动。

  其次,是迅速反应和行动。新京报于1月8日刊发报道,河间方面于当天上午8点30分即召开紧急专题会议进行研究,并于10点30分召开了专项整治工作会议。这种正视问题,不捂不盖不拖的行动,给了消费者以解决“假驴肉火烧”问题的信心。

  再者,引入了公众监督。在专项整治中,本着处罚多少奖励多少的原则鼓励民众进行举报,以重奖提高公众参与打假的积极性,无异于开启了“吹哨人制度”。

两种模式高下立判

  哈尔滨雪乡和沧州河间在陷入舆情后,同样有信息发布,有“调查介入”,有专项整治,有处置问责,有“深刻反思”,可为何受到舆论的区别对待?

  “人民网评”和新京报的评论给出了部分答案,但更深层次的原因,还是基层政府部门对舆情回应的意识问题。此前,“开腔”版多次推荐美国福莱灵克公司发明的(3W+4R)8F=V1或V2公式。该公式的评价指标兼顾态度、行动多个层面,其中,3W是危机信息收集的评价指标,包括我们知道了什么,我们什么时候知道,我们对此做了什么,这是舆情回应或危机应对展开的信息前提和判断基础。4R强调的是在收集真实信息之后政府在危机或舆情中的态度定位,包括遗憾、改变、补偿、恢复。8F则强调危机或舆情沟通行为应遵循的原则,包括第一时间、迅速、坦率、感觉、论坛、灵活性、反馈等关键词。

  舆情回应或危机应对的态度、行动产生相应结果。如果3W、4R和8F都做得正确,那么,政府的表现会成为V1,向公众呈现出“勇于承担责任者”(Victim)形象。否则,则会被当成V2,即呈现出“恶棍”(Villain)形象。

  根据该公式,两种模式高下立判。河间方面在第一时间展现出接受舆论监督的诚意,然后迅速展开行动,同时引入公众监督,将政府“做了什么”的行动透明化、公开化,有效化解了公众疑虑。反观哈尔滨雪乡的上级管理部门,回应含糊其辞、遮遮掩掩,办事拖拖拉拉,虽然有行动、有改变,但公众没看到其歉意和诚意,也看不出其行动可能带来的实质性效果。

  事实也证实了媒体评论的“先见之明”。沧州河间,中国新闻社1月10日发出《河北百年品牌“河间驴肉火烧”整顿中或迎新生》报道,对整顿结果表示出良好预期。哈尔滨雪乡,钱江晚报12日发出《宰客风波后的“雪乡”:赵家大院被曝拆了招牌悄悄接客》的报道,表明其所谓的“整治”,既忽悠了公众,又忽悠了他们自己。

对深圳也有镜鉴价值

  平心而论,雪乡的上级管理部门也是一个受害者。但和他们过不去的不是网友,不是公众,不是媒体,不是舆论,而是他们自己,主观上就对舆情回应存在认知上的偏差,客观上,很有可能上了一些舆情分析机构的当,着了一些所谓的舆情专家下的“套”。

  有媒体分析,现代舆情已日益发展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产业,舆情回应成为一门学问。从各媒体机构的舆情研究室,到各种以大数据为特征的舆情监控、分析,都有可能成为政府、企业购买的“紧俏商品”,包括购买相关“服务”,参加舆情培训。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在出现舆情后,发布的相关公告中都会有 “第一时间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到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表述,看起来就像培训教材中标准套话。

  这一点,对深圳的基层部门尤其具有镜鉴价值。这几年,深圳基层政府部门非常重视舆情回应,此前的“开腔”版也先后肯定过深圳地铁、交警部门以及龙岗、宝安的舆情回应策略。但是,仍然有一些专司舆情回应的基层部门对“舆情问题”和“舆情产生的问题”缺乏清晰的界定,一味迷信那些所谓的舆情机构和舆情专家,以“摆平舆情”为水平,以“搞定舆情”为本事,而忽视舆情背后的问题本质。这样的认知,是舆情回应大忌。 

稳定金融市场岂能依靠严控舆情

看到某媒体刊登评论认为,维护金融稳定要严控舆情。说什么“考虑到金融舆情往往会对金融市场心理形成巨大冲击,客观上要严格管控,以免金融市场产生非预期反应”。这个观点不符合经济规律与市场机理以及金融市场的内在要求,完全是舍本逐末之谬论。

包括金融市场在内,一个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信息彻底公开透明,各类市场交易主体是核心,要素无障碍自由流动是关键,各类信息充分披露并由社会舆论完全彻底裸体般吹毛求疵挑毛病(那怕有时挑毛病不太准确)是根本。这样形成的市场交易结果才是真实完整的,才是挤出了各类风险的交易,才能够让市场彻底出清,彻底透明,不藏不掖,才能让泡沫风险无处藏身,也才能让投资者放心投资。

严格地说,在金融市场里信息公开透明、真实完整仅仅是第一步,最基础性的要求,是最基本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要经得起各类舆论工具无缝监督、爆料、挑刺、挑毛病、找问题、穷追不舍、刨根问底追到底。更加重要的是在金融市场里对待各类交易主体包括上市公司,舆论要以找问题、曝光黑幕交易、穷追不舍吹毛求疵的舆论环境为主,切忌捂盖子、隐瞒真相、唱赞歌。因为金融市场各类主体特别是弱小的普通投资者是拿真金白银在交易,来不得半点的虚假虚伪。强势的交易主体包括金融企业等上市公司就要在市场中经得起千锤百炼,要不断经受真金不怕烈火炼的一轮又一轮的过程。

只有这样,市场才能彻底出清,风险才能彻底、随时随地、无时无刻的被曝光挤出,才能把风险消灭在平常日常、无时无刻之中,才能确保金融市场安全稳定,这也是从舆论舆情环境的根本上保证金融市场的长治久安。

俗话说纸里包不住火,在金融市场里不是“适度公开”而是要完全公开。这就是经济领域包括金融市场的特殊性。

2018年2月5日至2月9日在美股一周两次千点下跌下,中国A股也大跌一周。社会各界都在找原因,都在刨根问底。笔者认为,A股之所以大跌,美股暴跌是导火索,问题还是出在A股自身。因此,不能怨美股暴跌,也不能怨去杠杆决策,也绝不是央行不放水货币的问题,更不是舆论舆情问题。是A股市场的内在原因所致,还是出在A股盲目加杠杆导致的风险上。这与2015年高杠杆交易导致A股暴跌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这轮是对所谓的蓝筹股疯狂加杠杆,而2015年是A股市场全面加杠杆而已。

在噱头思维下造出的白马股、诱骗诱导下制造出的所谓蓝筹股、大忽悠上证50的舆情下,保险、基金、券商、个别大V等达到了近乎疯狂加杠杆之地步,类似工农中建这么大的盘子的股价都能在几个月时间翻倍,疯狂加杠杆的贵州茅台股价的癫狂,泡沫风险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A股这轮暴跌是上证50指数的暴跌,是泡沫风险巨大的所谓蓝筹绩优股、白马股的崩盘,从而带动A股大跌。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不能“手不利怨袄袖”,怪罪美股,更不能怨舆论环境,必须从内部深挖深找原因。

问题出在对上证50指数、白马股、所谓绩优蓝筹股疯狂加杠杆上,疯狂加杠杆仍是主因,高杠杆是原罪的判断非常正确。而高杠杆又与放水货币紧密相连。这次A股暴跌再次证明去杠杆决策是正确的,也证明无论股市还是楼市,高杠杆风险是非常严重的,去杠杆、严控货币投放的决策不能有丝毫放松。

一些所谓专家、大V呼吁停止去杠杆,要求央行放水货币,要么是不懂金融不懂金融市场,或者不懂中国的金融市场;要么是为了一己私利或说不清道不明的私利而故意呼吁停止去杠杆、放水货币,置中国经济金融于极度风险之境地,将中国经济金融送上一条不归路。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无论是决策层,还是普通投资者,绝不能被这些言论与观点所误导!

如何在舆情引导下发挥大数据技术优势

近年来,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不断受到热捧。人们热衷于在这些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照片、心情、行踪等各类信息。手机支付、共享单车等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在服务器上留下了大量的数据。

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风暴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一切事物、一切行为都被数据化;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大数据也拓宽和加深了舆情引导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大数据时代,很多舆情问题,都能借助大数据得到更为准确的可视化的测量和呈现,为抢占舆情引导的先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技术支撑。

利用大数据研判舆情动向

大数据技术的核心和目标是预测,具体到舆情引导,就是舆情工作人员利用大数据技术,从互联网浩如烟海的数据中挖掘出信息、判断趋势、提高效益。利用大数据技术把重点从单纯地搜集有效数据向对舆情的深入研判拓展,跟踪相关舆情,辅以决策参考。

大数据时代舆情进入雪崩状态的时间非常短,网络舆情一般分潜伏期、爆发期与恢复期。事发后的12小时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这就要求对舆情热点的引导在潜伏期的12小时内,越早回应越主动。

因此,在大数据时代,要不断增强关联舆情信息的分析和预测,做到研判快、预警快、决策快。在数据收集时,还应采取以数据为中心的模式,侧重媒体热度、侧重负面信息、侧重具体评价、侧重公众情绪、侧重具体案例、侧重舆情分析、侧重综合舆情需求。

利用大数据开展舆情治理

大数据的出现和引用,引起了各国科技界,产业界和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大数据作为数字化生产时代的新型战略资源,将对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要针对当前网络舆情治理现状,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利用大数据技术不断地改革与完善舆情热点的处置机制和处置手段,巩固和发展健康的网络程序,加强舆情治理,以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社会秩序。

探索建立我国的大数据政务公开系统,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对公共数据的挖掘和使用,让数据发挥最大价值。将大数据和日常舆情管理紧密结合起来,提高网络舆情整体掌控能力。

利用大数据重塑管理体系

传统的舆情监测逻辑和研判方法,因其片面化、单一化和静态化,无法完成日益频繁和繁重的社会舆情管理任务,更谈不上支持社会治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判。

大数据技术的应用,能够对舆情数据进行立体化、全局化、动态化研究,通过挖掘、分析舆情关联数据,将监测目标时间节点提前到敏感消息传播初期,通过构建模型预测舆情走向,从而为正确引导舆情提供决策参考,进一步提高舆情管理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当前,我国在大数据管理方面还存在数据分散、利用率低、安全性不高等问题,需要尽快出台国家层面的大数据战略规划,加快数据立法进程,加大资金、技术、人力资源投入。

一是加强数据监测技术。实现对媒体、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各个网络平台数据的全面抓取和记录,特别是要提高对图片、音视频等数据的自动识别能力。

二是加强大规模数据存储技术。建设具有海量存储能力的大数据平台,实现对大规模数据的高效读写和交换。

三是加强数据挖掘技术。从海量数据中快速识别有价值数据,并挖掘数据背后隐藏的规律。

四是加强数据分析技术。包括关联分析、聚类分析、语义分析等等,自动分析网上言论蕴含的意见倾向及相互之间的关联性,揭示舆情发展趋势。

五是加强数据安全技术。包括身份验证、入侵检测等等,保障数据安全。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舆情在数据体量、复杂性和产生速度等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网络舆情是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的基础和晴雨表,以大数据观念变革传统网络舆论引导思维,准确把握网络舆情的内在特征及其在演化过程中的潜在规律,对于新形势下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维护网络社会安全,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争创一流舆情研究和信息工作智库基地

10月30日,天津社会科学院召开舆情研究所成立20周年座谈会,以争创全国一流舆情研究和信息工作智库基地为主题,共同聚焦舆情研究和未来发展趋势,探讨不断提高舆情理论研究水平、充分发挥高端智库作用的路径。

据了解,1999年10月1日,天津社科院舆情研究所成立,成为全国第一家以“舆情”命名的专业研究机构。2017年以来,在市委宣传部的关心指导下,逐步形成了舆情研究所、天津市舆情研究中心、信息直报“三位一体”的工作架构。20年来,舆情研究所出版了国内第一部系统探讨舆情问题的学术专著、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的专著(合作)、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网络舆情的专著等多部系列专著,承担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近年来,舆情研究所的智库作用日益凸显,服务中央及地方政府决策,多次受到中央及天津市委领导肯定批示,工作的先进经验也被中宣部舆情局在全国加以宣传推广。

座谈会上,来自天津社科联、天津教科院、南开大学、市委宣传部舆情信息处以及天津社科院的多位专家学者发言,对舆情研究所20年取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并从不同维度对舆情研究的重点方向和发展趋势各抒己见。

热点事件舆情观察的三个角度

当前社会舆论格局发生新的变化,从不同角度观察热点舆情事件,成为相关部门社会治理与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支撑。

社会心理与舆论情绪

一起事件(话题)能引发舆论广泛热议,并酿成舆情风波,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热点话题,契合了某种社会情绪。

当前,社会各阶层对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诉求日益强烈,但个别领域的建设水平和治理能力还有所欠缺,民生已成舆情高敏领域。特别是教育、医疗、食品安全等话题,舆情燃点低、爆点多、传播快,网民代入感强,容易点燃不安情绪,舆情风险常因此产生。

4月27日,海南博鳌银丰康养国际医院涉嫌非法接种九价宫颈癌疫苗事件被媒体曝光后,迅速引发关注。疫苗关涉公众生命健康安全及涉及切身利益,事件持续发酵。29日,海南四部门联合发布事件调查处理进展情况最新通报,并表示采取“组成专项小组,督导依法查处”“由药品监管部门组织查封银丰医院药品”等措施。回应迅速,措施“又快又狠”,一定程度上纾解舆情压力,稳定人心。

此外,社会心理相关话题在舆论场常表现为标签化舆情事件,刺激网民的关注、扩散与讨论热度。来自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官员”“富二代”“权贵”“特供”“豪车”等标签在当前舆论环境中,属于高度敏感字眼,易激起围观和讨论。比如近期重庆保时捷女车主与男司机肢体冲突事件中,“女司机飞扬跋扈”“保时捷豪车车主”等身份与行为,被认为是“强势”的一方,开普通车的男司机成为舆论同情的对象,这样“一边倒”的传播自然引来更多质疑,并被网民“揪住不放”。在舆情发酵过程中,保时捷女司机身份信息、家庭背景、资产情况等不断被网民“人肉搜索”,形成了一场网络狂欢。8月1日,重庆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重庆回应称,市公安局要求成立调查组,彻查保时捷女车主交通违法及相关情况,依纪依法调查处理,并于8月12日对网民质疑的女车主家庭背景、收入来源、交通违法处理等情况进行通报,女车主丈夫童小华涉嫌其他违纪问题,被免去渝北区石船镇派出所所长职务。

最后,在舆情研究中,网民对于一些特定群体,如农民工、下岗工人、小摊贩、访民和被强制拆迁的业主,易给予“一边倒”的同情。而舆情应对理念不足的基层政府,很容易在舆情事件中成为弱势角色,引发一系列次生灾害。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舆情事件中的网民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情、民意和复杂诉求,在舆情应对中需要给予尊重和考虑,及时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凝聚社会共识。

舆情传播规律及主要特点

舆情传播是观察热点舆情事件生成、发酵与消解的重要角度。全媒体时代,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新空间,移动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主渠道。舆情传播从“我说你听”的一对多传播,变成了“人人都有麦克风”的多对多传播,互动性也大大增强,一篇文、一张图、一段视频经由全媒体几个小时就能形成爆发式传播,对舆论场造成很大影响。

从近期江苏丰县“女教师绝笔信”事件、重庆保时捷女车主与男司机肢体冲突事件、原新城控股董事长王某涉嫌猥琐女童事件等几起热点舆情看,微博、微信作为“第一信息源”效应仍然明显。事件从首次曝光到酝酿发酵,均在微博、微信平台完成,“微博、微信率先爆料和瞬间扩散→传统媒体不断跟进→舆论围观互动掀起舆论高潮”,是网络舆情生成的典型路径。

微博开放式传播,对于突发公共事件和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瞬间扩散能力强,许多热点事件传播以“亿”为单位,无论是数量还是传播范围、传播频率,均超过传统媒体。比如6月24日,网友@填鸭式教育受害者在微博发布一女子在街头遭男子暴打的视频,引发广泛关注。#男子当街暴打女孩#排名微博热搜第一,阅读量到达20.2亿人次。#男子暴打女孩事发地确认大连#阅读量也超4.4亿次。四川绵阳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官方微博@绵阳网警巡查执法、公安部新闻中心官方微博@中国警方在线先后发声,呼吁网民提供线索,共同揪出施暴男子。25日15时许,大连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大连公安通报警情称,网传事件为发生在大连当地的一起警情,并于当日晚间通报称,犯罪嫌疑人被抓获。6月27日1时许,@大连公安发布通报称,涉事男子被刑拘,此案公安机关正在依法侦办。不过,微博微信中信息发布主体往往由原来训练有素的记者变为普通网民,缺乏专业把关。信息传播过程中,也存在情绪多事实少、观点片面偏激等问题。

微信用户数量高达10亿,已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微信在信息传播过程蕴含着传播内容碎片化、信息扩散随意化等负面效应。此外,微信朋友圈的封闭性,缺乏谣言自净机制与功能,也让辟谣和澄清变得相对困难。

短视频等全媒体成为触发舆论关注的重要载体,如近期河南永城市车辆追尾交通事故、国航监督员事件、陕西商洛初一女生称频遭老师辱骂事件等。由于短视频发布门槛较低,契合当下网民移动化、碎片化、快节奏的阅读模式,加上比文字、图片更具“真实感”,因此易增强网民参与感,推动舆情快速发酵及广泛转发传播。

但传统媒体至今仍具有很强的传播力。其对事件的跟进报道,在舆情传播中加速事件的扩散,使之由网上的零星讨论转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旦传统媒体以深度报道、新闻评论等方式跟进,舆情演化通常会发生质的变化,真正成为社会热点。传统媒体是否介入报道是舆情发酵的风向标。

舆情应对

舆情处置与应对也是观察热点舆情事件的一个重要角度。

在舆情事件中,官方处置不当容易酿成次生灾害,成为进一步加剧舆情汹涌的“催化剂”。个别基层部门“封、堵、删”等陈旧应对手段,或长期缺位失声,采取“鸵鸟政策”应对,也容易导致次生舆情的发生。

舆情研究表明,从舆情事件应对技巧分析,可对涉事部门“三个第一”进行观察,即第一时间、第一定义、第一态度。“第一时间”旨在强调“早发现、早介入、早发声”,全媒体环境下“层层请示汇报”已不能满足突发事件的应对需求,需要相关部门第一时间介入,第一时间发声,展现负责、重视的姿态,获得网络舆论的话语权。“第一定义”强调发布信息权威性。对事件的起因、经过、性质、影响等给出界定,避免由于官方声音缺乏,网络出现不良解读,进而产生的不实信息蔓延。“第一态度”则是态度诚恳、言语无欺、行为有担当。不逃避惩罚,不推卸责任,挽救声誉,重树舆论信任。

6月26日20时,一篇曝光贵州毕节、凯里两地幼儿园和福利院有未成年儿童被性侵的帖子迅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黔东南网警官方微博@黔东南网警巡查执法表示,组成专案组展开调查。23时,贵州省公安厅微博@贵州公安发布官方通报:省厅高度重视,迅速组织属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核实,并已派出工作组赴属地指导调查。通报还强调,如情况属实,将坚决依法打击处理,坚决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捍卫法律尊严。如信息不实,将依法追究造谣者责任。6月27日,@贵州公安发布官方通报:初步查明,网上传播的“毕节、凯里有未成年儿童被性侵”照片,均为发帖人赵某某从网上收集,而非在贵州毕节、凯里拍摄,信息系其编造。赵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相关工作仍在进行当中,结果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当地公安机关两小时内介入发声,迅速表明态度与措施,并对事件走向给出权威定义,有效回应关切,稳定网民情绪,获得舆论广泛赞誉。与此同时,线下调查工作同步展开,一方面对幼儿园进行排查,同时迅速侦查,使真相迅速水落石出,造谣的网民也被依法抓获,舆情迅速平息,这是舆情应对的一个成功案例。

媒体开展网络舆情监测业务的优势与探索

“智慧舆情时代”,舆情业务将全面升级为“舆情+”业务,以舆情一体化解决方案为蓝本,整合现有舆情、资讯与咨询业务,打造覆盖监测、预警、研判、应对、修复、培训、咨询全业务链条的“舆情+”产品体系。

如今日趋活跃、复杂的舆情考验着政府、企业等的舆情监测、应对能力,一些媒体推出相关的舆情监测与分析业务。随着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到来,4G、5G技术的普及推广,互联网信息和舆论生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舆情业务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社会的需求,出现了多元化服务的拓展和升级。

媒体开展舆情业务的优势

近年来,网络舆情汹涌而来,各类突发事件和舆情危机层出不穷,政府、企业疲于应对,涉及的相关群体及个人损失严重,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在这种形势下,努力研究网络舆论环境下的公共治理,为党和政府施政提供舆情分析,进行社会舆论传播力与影响力评估,可以为社会各界提供及时准确的决策参考信息。可以说,第一时间把握舆情的信息脉搏,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社情民意上传下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分。

就媒体行业来说,开展舆情业务有很多优势。首先,媒体具有权威的政治资源和专业的新闻业务素养,能够正确把握舆论的导向;其次,少数大中型媒体集团在互联网新媒体和智能信息技术方面拥有自身的积累,具有相关的技术团队,随着投入的加大,逐渐具有舆情平台的研发能力;再次,媒体在社会信息资源方面也具有天然的优势,特别是当地或行业性的媒体数据库信息,具有一定的决策参考和研究价值;最后,在企业经营和产业化方面,不少媒体集团已经初步建立了舆情业务单元,形成一定的规模效应,面向政府、企业的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人民网开展舆情业务的经验

在网络舆情监测和分析服务方面,人民网在国内起步较早,2008年建立了舆情监测室,次年成立北京人民在线网络有限公司,一体化运作,2017年改组为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最早设立舆情分析师岗位,开始搭建舆情数据库和舆情案例库,注重从地方舆情应对能力、政务新媒体指数、“时度效”等角度进行舆情研判和绩效评估。2016年7-8月,中办、国办发布61号和80号文件,就政务公开和政务舆情回应做出新的规定。8月份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推出《全国政务舆情回应指数评估报告》,9月中旬举办了2016年政务舆情回应座谈会。2016年底在海口举行的人民网等主办的首届互联网智库峰会和全国网络舆情高峰论坛上,发布的年度报告中推荐了20个优秀回应案例。此后,人民网每年都推出舆情基本面的研究报告。2018年,该研究还获得中国智库资政建言“国策奖”。

从具体项目实践来看,人民网帮助各地围绕举行重大项目或赛事活动等启动舆情风险评估(舆评)机制的成功案例有不少。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汶川地震开始研发舆情报告,人民网都第一时间报送舆情动态。从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2011年的深圳大运会,到2018年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人民网派驻资深舆情专家赶赴现场一线,帮助政府、行业协会、企事业机构等做好舆情研判工作,协调后方技术和分析团队提供全面与高效的支撑。

开展舆情业务面临的挑战

互联网迅猛发展,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正逐渐改变舆论生态,网络言论载体的新形态变化层出不穷,互联网数据壁垒仍然广泛存在,给网络舆情的技术发现、数据分析和应对带来新的挑战,需要从技术和数据方面寻求突破。

网络舆情是综合性的学科专业,对计算机、新闻传播、社会学、心理学、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等方面人才的需求都非常旺盛和迫切,而人才的培养和成长需要经历一个过程。舆情工作千变万化,不同行业有不同的规律,需要大量专业优秀的人才来进行舆情分析。

网络舆情处置中的痛点随着网络舆情工作形势和内外环境不断变化,而应对舆情的思想观念始终是木桶的“短板”。

在2010年前,网络舆情处置最常见的表现就是“怕”“躲”“删”“压”,最容易引发消极效果,很多地方在面对舆情时不知所措,存在能力不足和严重的思想观念落后问题。而随着政务微博出现和网络舆情生态治理的改善,网络舆情工作知识逐渐得以普及,各地对网络舆情工作普遍开始重视起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互联网和意识形态工作受到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网络谣言、低俗等乱象得到有效治理,网络环境更加清朗。经过多年的探索,网络舆情工作收获了更多的经验,各地的舆情工作更加积极与自信。2016年各地政府舆情回应率大幅度上升,形成了舆情工作的新局面。但是,我们要意识到,网络舆情的发生有深刻的现实诱因,不少地方的网络舆情处置容易陷入“网上网下两张皮”“治标不治本”等问题。

同类舆情敏感问题的多地蔓延或死灰复燃,都提示我们应该将网络与现实治理更好地结合。将网络舆情生态表层下的社会治理和利益协调纳入综合治理体系,将破解网络舆情问题的关口前移,不断提高社会有机体的自我免疫和修复能力,统筹各地改革发展中长远根本利益和短期局部利益的关系,是未来网络舆情处置的更高阶段。

舆情风险评估将成舆情业务新方向

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就舆情工作来说,过去在网络舆情爆发后被动“救火”“灭火”和应急处置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已不能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也不符合多数情况下前瞻性、根本性解决舆情根源的治理逻辑。同时,我们也应尊重科学的社会规律,认识到社会治理、数据分析和网络舆论传播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和可测量性。

网络舆情监测与应对,应该从“事中”“事后”提到“事前”,提高舆情风险预警和研判能力。可以说,能否第一时间把握舆论与信息脉搏,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社情民意上传下达,防范和化解重大社会风险,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打通网络舆情分析的“任督二脉”,也是打开网络舆情分析、行业数据信息管理与社会综合治理体系的边界,推动网络舆情分析工作真正成为防治结合的日常工作。人民网注重舆情风险评估前沿趋势的研究,在2013年4月10日推出地方政府重大项目“舆评决策能力”地图,建议立项需“舆评”与“环评”并重,并初步提出解决问题的预案。

近几年各地在舆情风险防范方面的能力和意识不断提升,根据人民网新媒体智库的不完全统计,不少地方在舆情风险评估方面开展了积极的探索,近11个省市的20个地区公开发布了舆情风险评估制度。各地政府在重大政策、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决策过程中,引入舆情风险评估制度、决策先听民意等程序,体现出一定的舆情风险防范意识,表现出对重大事项舆情风险评估工作的重视与认同。不过,这些地区的舆情风险评估制度绝大多数停留在建设的初级阶段。

2018年以来浙江省温州市,云南省富宁县,山东省烟台市、青岛市,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滁州市等9个地区相继开展基础性的舆评工作。这说明2018年成为开展舆评工作的关键节点,许多地区在防范化解风险上布局了关键一步。

2018年5月,“人民网-延庆冬奥世园舆评中心”揭牌,这是人民网在全国设立的第一个重大项目类舆评中心。2019年6月20日,人民网与兰州市委网信办合作设立的“兰州市舆评中心”正式揭牌成立,成为国内第一个省会城市舆评中心。未来,舆情风险评估将在全国更多地区开展,全面实现“后舆情时代”的专业升级。

舆情风险评估的价值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重视和认同,其应用场景也不断扩展,既针对改革决策、项目工程、活动政策等专门事项,也包括常态化舆情管理和日常行政工作的评估。2019年甘肃、山东等地纷纷出台文件明确要求进一步建立舆评制度,把舆情风险评估当作工作开展的应有之义和重要抓手。舆评工作范围不仅包括政府重大事项,而且拓展到科技、电力和司法等领域。

释放大数据生产力与提升社会治理水平

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促进了舆情行业的深层次改革,原本的“红海”焕发出新的生机:一方面,市场需求逐渐由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理扩大至基于数据的综合管理;另一方面,数据价值深挖的呼声高涨,服务模式随之升级为“数据+咨询”;与此同时,在抓取和研究对象扩展后,服务链也从事后修复、事中化解延伸到事前防范。数据视角下的产业重构让舆情行业进入了“后舆情时代”。未来,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日臻完善与深入应用,舆情的智慧含量不断提升,“智慧舆情时代”即将到来。在此背景下,舆情业务将全面升级为“舆情+”业务,以舆情一体化解决方案为蓝本,整合现有舆情、资讯与咨询业务,打造覆盖监测、预警、研判、应对、修复、培训、咨询全业务链条的“舆情+”产品体系。用“数据+咨询”的双引擎驱动,深挖舆情大数据的价值,重新定义服务标准;并且,用新技术、新数据带领行业开展智慧化转型的探索,助力“党管数据”。

人民网将对外开放共享,对内提质增效,以“人民云”大数据开放共享平台为依托,依托党报党网,打造大数据应用平台,与合作方共筑“人民数据”大数据生态系统,共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未来,基于舆情业务现有的产品及服务体系,人民网将向产业上游扩展,发力舆情管理机制、舆情环境优化、舆情知识科普和培训等方面,用标准化产品构建市场壁垒,用高度定制化服务开拓个性化市场。

多元化的应用新场景与智慧舆情服务

作为“社会皮肤”,舆情业务需要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将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从互联网时代的“统计分析”走向大数据时代的“精准分析”,借助数据赋能推动“智慧舆情时代”的到来。

当前,舆情横向与纵向扩展引发的庞大数据处理工作远非人力所及。数据技术赋能,不仅能提升数据处理能力,让舆情服务初步具备计算、分析、判断等智慧特质;还能通过量变引发质变,拓宽舆情分析的深度与广度,使舆情背后的群体利益诉求、政策得失和社会深层矛盾能更加精准地被探知。

同时,舆情市场需求逐渐由突发事件的应对处理扩大至基于数据的综合管理。可以构建以大数据价值挖掘为核心的生态系统,产品及服务贯穿事前、事中、事后,信息交叉对比排查潜在风险、分析各方诉求预测演变轨迹、结合舆论强度适时进行形象修复。

比如,未来可以结合AR/VR技术,以“服务开放”为基础,构建新型舆情服务综合体验平台;可以通过“数据开放”不断深入探索人工智能的舆情应用场景,涉及NLP(自然语言处理)数据预处理、人工神经网络评估舆情风险等多个领域。

数据赋能让舆情拥有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也为未来对接智慧城市、智慧社会奠定基础。如果把智慧社会比作一个人,那么智慧舆情就是它的“感知层”。基于海量数据的收集、存储、计算、建模与融合,智慧舆情将是反映智慧社会客观环境的主要途径之一,也将是许多智慧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参考依据。无论数据交易、危机应对,还是生产实践、日常交往,甚至是社会演进,智慧舆情在未来都将扮演重要角色,是智慧社会不可或缺的一环。

结 语

总体来看,舆情研究机构需要努力探索网络舆论环境下的公共治理,为党和政府施政提供精准的舆情分析,进行社会舆论传播力与影响力评估,为社会各界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支持和决策参考。

同时,在信息科技突飞猛进的全媒体智能化时代,网络舆情的研究和业务模式需要紧跟技术和市场的前沿,及时提升智能技术能力和大数据开发运用水平。随着网络舆情跟不同行业的结合,呈现出垂直领域市场的细分,网络舆情风险和外部环境瞬息万变,舆情发生作用的具体规律、条件和机制纷繁复杂,这方面也需要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网络舆情来了要三思

距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仅剩一年半载,许多极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时间紧、任务重。新宁县委县政府为进一步树立农村良好精神风尚,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广大农民脱贫致富,出台《‘五同五落实’弘扬农村社会新风尚实施方案》。此方案推出后产生了一些网络舆论,如某微信公众号发出了所谓《十问:新宁干部自带被褥与贫困户同吃住100天,是扶贫还是致贫?》(下称《十问》)的文章。这种缺乏建设性的舆论对广大网民造成了错误的情绪引导,对政策方案的实施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极易干扰中心工作,扰乱视听。作为网民,面对舆情,我们要三思而后行。

一思有没有见风就是雨,把疑问当问题。2015年春晚相声一句“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令观众捧腹。在《十问》中,作者针对方案“五同五落实”即“同吃住,落实干群一家;同劳作,落实下地干活;同清扫,落实户组卫生;同关爱,落实长幼亲情;同创建,落实乡风文明”等提出质疑。从文章标题中便可窥见一二,再如文中“100天就能脱贫?”“下乡女干部的安全谁来保障?”等问题,充满着作者个人对政策方案的疑问。从问题来看,作者并未进行正反论证,反而采用春秋笔法和龙门笔法,将自己的疑问错误地向政策方案可能存在问题的方向进行引导,广大网友可能没认真看,甚至只是看了一眼“标题”就被带入了。

再思有没有雾里看花,将舆情作实情。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了解一个人,要“视”“观”“察”。而处于网络之上,部分网友便不知所措。大家批评有的干部“不信苍生信鬼神”,却可以严以待人宽以律己,“不信实情信网传”。网络舆情并不能代表现实民意,仅体现着传播的现象和规律。一个观点会因为被刻意引导而更加毫无顾忌地扩散和加强,导致参与讨论者丧失理性,忘记讨论的本来面目。在《十问》的评论区,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是负面的,均指责政策方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却忽略广大扶贫工作人员与贫困群众结下的深厚感情以及所取得的光辉成就。这样的讨论和传播,缺乏真实性。

三思有没有一叶障目,置脱贫攻坚真心于不顾。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当前处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关键时期,各级党委政府和扶贫干部都将脱贫攻坚视为头等大事、作为历史使命来办。以时代楷模黄文秀为代表的一线扶贫干部,为了这个政治使命倾情投入、奉献自我,就是要以自己的微弱之力和党员身份去对抗贫困这一历史顽疾。多么可歌可泣的历史伟业,多么赤诚炽热的不变真心,却被一些人置若罔闻、视而不见。新宁广大干部群众为困难群众做了多少事、出了多少招、尽了多少力才有了今天这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岂容抹杀和污蔑。即便有个别干部可能在具体事情上处置不当、思虑不周,那也不能否定整个干部队伍,质疑脱贫攻坚的战略部署。

我们的党委和政府一定是全心全意为着人民服务的,于情于理于法都是如此。但也绝不能因此而要求所有的政策方案都十全十美、万无一失。作为网民,我们要为自己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加美好而共同努力,绝不能被个别人所引导的网络舆论所裹挟,释放一些毫无建设性的观点和意见。我们的党委政府也应虚心接受、认真听取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性意见和看法,为共同构建幸福美丽的文明社会而努力。

待明月照心,愿新宁常宁。

谨记,舆情从来不休息

演员翟天临因为直播中问了一句“知网是什么?”,而被网友发现其学术功底不足,进一步查重其论文,探讨其是否发表过C刊等问题,衍生舆情涟漪不断。作为一件多元主体舆论事件,这当中投射出的种种问题,尤其是舆情回应和处置的过程,值得我们反思。

按照“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等相关规定,当高校面临社会关切问题,尤其是这些问题涉及高校学位授予、学术不端、教育公平等角度时,需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教育公平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优良传统追求,古代科举作弊往往都是顶格处罚。这些年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硕博研究生招生数量不断扩张,硕士博士毕业条件也在不断提升。不知道有多少年轻人为了硕博学位白了少年头,有些专业读博士往往四年的全力投入都不一定能拿下。加之近年来学位管理趋严,已毕业学生论文也会遭遇不定期抽查,未达标者很有可能收回学位,在导师和同学头上都悬了一把“学术质量”之剑。在这种背景下翟天临事件更是直戳大众心中的公平焦虑,相关涉事主体必然需要直面痛点。

随着大学扩招和网络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非常庞大的知识分子网络社区,这些社区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松散的网络学术共同体,有关部门及机构和这类共同体保持一个良好的互动与沟通,对于中国教育和科研质量的提高至关重要。对于高校和科研机构而言,需要关注圈层化传播带来的衍生风险,积极面对全媒体时代带来的新变化。

最为重要的是应该认识到,随着全媒体的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舆论生态早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舆情骤然而起、迅速发酵、广为传播,成了极为普遍的现象。春节放假,机构停工,但网络讨论是永远在线的,而且“吃瓜”群众时间和注意力在假期往往更充沛,网络舆情更容易形成,群体参与度也更加活跃。这种群体参与的网络追踪式拼图很容易诱发人肉搜索等网络现象,网络层面形成第一次舆论热点后,传统媒体也会相继跟进,继而达成第二次舆论高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关部门的最佳回应时间最好是在第一高点形成后、第二高点形成前,在回应过程中应充分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主动接洽媒体,及时表明态度、告知公众。即使在假期,相关责任机构也应随时在线,持续关注民众关切点。至于调查过程本身,则应依法依规,科学决策和推进,所得出的结论必须经得起历史考验。也就是说相关责任部门态度表达要快,而调查本身要严肃而科学。如果只是为了考虑降低舆论震荡、消缓社会关注,而采用拖字诀,等待下一个热点覆盖自己的热点,使有关领导和社会大众不再关注此事,这种做法不可取。

对深陷舆情中的相关机构而言,每一次的回避或者慢条斯理的处理,都是对机构和行业社会公信力的蚕食。这种公信力的“跑冒滴漏”日积月累,就会使这些机构陷入信任危机。而如果党政部门陷入舆论危机时也这样应对迟缓或者放任发酵装“鸵鸟”,则会加剧“塔西佗陷阱”的社会效应,对此尤应警惕。